我们的格拉古

令他引咎辞职的瓦伦汀法官可以早日回到人前主持工作。

    出于种种原因，那时我不得不离开洛雷纳，后来再联系瓦伦汀，是他次年四月宣布以律师协会会长的身份参选西海岸劳工会主席。我在德拉维姬写信给他，信号总是被干扰，在战后我们尽力去习惯二十年代的日子。过几天收到回信的我仍旧抱有先前落笔时的热切，他的文字有着早期戏剧的风格，十分鲜活尖锐，也不乏克制，我短暂地原谅了桌面上众多格式错误百出的学生信件，觉着纸笔的不可或缺来。当我真正读起这封信，却发现他的语言过分平实了，不再那么讥讽，围绕着即将来临的首轮投票客观地列出三到五项可能的票型，并加以阐述联邦党对各候选人的态度，犹如一篇政府职员无趣的分析文书，失去了他一贯的异见和字里行间令我倍感亲切的傲慢。

    “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，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。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，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。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，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。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，那么，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。”总的来说，我们国家，和地球上大部分国家的当权者，都将谎言作为不被记录在案的第七种国际工作语言，阿德里安·瓦伦汀至少还愿意和我讲些枯燥冰冷的数据。我不难理解其中的转变，时日不同于前，政客要对每句从自己这出去的话，和不是从自己这出去的话负责。我们在圣克劳赚口水钱时就熟悉了这时髦又复古的语法，于是我把信烧掉，灰烬填在屋子里小小的壁炉。

    到了四月二十七日上午，一个移民成功当选自由北美联邦第十